青少年亲子沟通量表（Parent-Adolescent Communication Scale, PACS）

亲子沟通指家庭中父母与子女之间交换资料、信息、观点、意见、情感和态度的过程。有效的沟通常常被认为是良好家庭功能的中心特征。当儿童逐渐进入青春期，并且为了掌控自身而开始努力建立关于他们自己的身份和能力的更清晰的感觉时，沟通的重要性便更加凸显出来。

家庭沟通是家庭和谐的基础，良好的沟通会在家庭成员之间形成一种良好的交往模式，减少不良交往模式的可能性，进而减少家庭成员出现心理行为问题的可能性。进入青春期以后，家庭对青少年心理发展的影响作用并没有减弱，而是与青少年特定年龄阶段的发展任务联系在一起。尽管进入青春期以后，学校和同伴对青少年心理发展的影响作用会逐渐增强，但家庭对个体发展的影响是长期而深刻的，青少年仍然非常希望得到父母的理解和支持。素质教育家长课题组在2000年的一项关于“你希望爸爸妈妈为你做些什么”的调查中发现，孩子希望父母多了解自己一些，能经常和自己一起聊天，并且“希望父母能多陪陪自己”(雷雳，2002 )。另有2002年对全国15个城市12~19岁青少年的一项调查，让青少年回答成长阶段对自己影响最大的人:认为是父母的占“66.2%，老师占10.8%，同学和朋友占8.9%，心目中的偶像占4.4%，可见在寻求独立和自我认同的青少年阶段，父母对青少年的影响仍然是非常大的。令青少年最高兴的事:与家人团聚占28.5%,和父母相处融洽占12.8%(房超，2003 )。以上调查结果表明，进入青春期以后，父母对青少年的影响仍然十分重要，并且，青少年希望能够与父母建立融洽的关系，亲子沟通的作用就在于此。这些结果提醒我们，在生活节奏越来越快的信息时代，家庭的教育功能有逐渐弱化的趋势，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一点，大力提倡良好的亲子沟通。

Barnes和Olson认为，家庭中的沟通分为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其中积极的沟通是指父母与孩子之间能够开放交流，自由地传达事实和情绪体验，彼此之间有较高的理解和信任；消极的沟通是指父母和孩子的沟通中存在一定的障碍，互动方式不当，相互之间交流的信息往往经过筛选（Barnes, 1985）。沟通的目的是增强家庭成员间的情感联系，解决家庭问题（Galvin, 2004）。关于亲子沟通的概念，国内学者的认识基本一致（温馨，2014），认为亲子沟通是父母与子女间的一种交流过程，主要目的是增强情感联系或解决问题等（郭海英等，2014）。

Barnes和Olson于1980年编制，安伯欣2004年修订的青少年亲子沟通量表（Parent-Adolescent Communication Scale, PACS），主要测量父母与子女之间的亲子沟通状况。该量表由两个分量表构成，一个是开放性沟通量表，用于测量亲子沟通的开放程度；另一个是问题性沟通量表，用来测量亲子沟通中存在问题的程度。开放性沟通即亲子之间的沟通是开放式
的，相互之间能够自在地交流信息，表达情感，例如“我觉得与父母一起讨论问题很容易”；而有问题的沟通是指亲子之间的沟通存在一定障碍，会避免谈论某些话题等，例如“我不可能告诉父母我对某些事情的真实感受”。每个分量表包括10个题项，采用5点计分法，1=非常不同意，2=有些不同意，3=一般，4=有些同意，5=非常同意。各个分量表分别计分，在合成总分时，对沟通问题分量表反向计分，即总分越高，意味着沟通情况越好。

青少年亲子沟通量表（Parent-Adolescent Communication Scale, PACS）

1.我可以与父母讨论我对人或事的看法，而不必觉得尴尬或有所顾忌。
2.有时我怀疑父母对我说的话是否真实。
3.我的父母总是很专注地听我讲话。
4.有时我害怕向父母提出自己的要求。
5.我的父母经常对我说一些不该说的话。
6.我父母不用问我就可以说出我的感受。
7.我很满意自己和父母的谈话方式。
8.假如我遇到困难，可以告诉我的父母。
9.我可以很坦率地表达对我父母的情感。
10.当我和父母之间闹别扭时，我就不和他们说话。
11.我很小心地选择与父母的谈话内容。
12.当与父母谈话时，我经常说一些不该说的话。
13.当我问父母问题时，他们会诚实地回答我。
14.我的父母会尽力去理解我。
15.我避免与父母谈论某些方面的的话题。
16.我觉得与父母一起讨论问题很容易。
17.我可以很容易地向父母表达我所有的真实情感。
18.我父母惹我心烦。
19.当父母生我气时，他们会羞辱我。
20.我不可能告诉父母我对某些事情的真实感受。

采用分层随机抽样法，从山东省青岛市普通初中、普通高中、重点初中和重点高中的4所中学选取初一、初二、初三、高一、高二的中学生作为研究对象，去除无效被试，共获得有效被试391名。

研究的对象为上海高校在读本科生。上海的大学生处于经济更发达、文化更开放的环境之下，在从家庭向社会过渡的阶段里，最易接触到新的思想观念，更能反映传统家庭教育与新潮社会文化交织下婚姻价值观的发展变化。由于受到国内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影响，为保证调查过程顺利展开，本研究采用方便抽样的方法，通过微信问卷星小程序在上海各高校发放线上问卷，收集数据。目前共回收问卷305份，将无效样本剔除，对数据进行异常值处理，最终得到有效样本293份。
开放性沟通 35.16±8.33
问题性沟通 30.00±8.43

研究共发放问卷710份，回收682份，有效问卷653份，被试选取四川省成都市某两所中学以及陕西省西安市、汉中市某三所中学的初中生为调查对象。

采用整群抽样法，从贵州八所初级中学选取初一至初三的学生为调查对象，发放问卷共850份，剔除无效问卷76份，获有效问卷774份，问卷有效率为90.8%。
亲子沟通 3.33±0.58

参考文献：
安伯欣. 父母教养方式、亲子沟通与青少年社会适应的关系研究[D].陕西师范大学,2004.
邵迪迪. 父母婚姻质量和亲子沟通对大学生婚姻价值观的影响研究[D].上海师范大学,2021.DOI:10.27312/d.cnki.gshsu.2021.001971.
文碧麟. 初中生亲子沟通与考试焦虑的关系[D].四川师范大学,2021.DOI:10.27347/d.cnki.gssdu.2021.000874.
杨颖,鲁小周,孔风.亲子沟通对初中生性心理健康的影响：社会支持与应对方式的多重中介作用[J].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22,30(04):842-846.DOI:10.16128/j.cnki.1005-3611.2022.04.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