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lling一词在中国学术界存在多种译法，田喜洲等将Calling翻译成呼唤，赵小云等将Calling翻译成感召，赵海霞等将Calling翻译成工作使命感。

职业召唤概念最早来自西方基督教，关于职业召唤概念的界定在很多学者的研究中还没有摆脱神学色彩，职业召唤被界定为服务上帝的神职，这些职业仅局限于服务上帝的特定职业，如一些神职工作。Davidson等认为职业召唤是个体受上帝的召唤而从事的特定职业或是为了响应上帝的召唤而服务他人的意愿;Dalton认为职业召唤是受上帝召唤去从事的特定工作。因此，在职业召唤的研究初期，很多学者认为拥有较高职业召唤的人很有可能是宗教信仰者。职业召唤的研究在服务上帝的神职的框架下视角狭窄，无法真正拓展，没有包括普通工作，因此，这种定位为上帝召唤信徒进行的神职工作视角下的职业召唤，远非我们今天所探讨的职业召唤。后来学者研究认为职业召唤与宗教信仰之间不存在必然关系，且职业召唤在非宗教信仰的人群中也是存在的，职业召唤的定义逐渐去上帝化，学者越来越多地发现无宗教信仰的普通人群中也存在职业召唤，所谓职业召唤就是打算去做的职业。

田喜洲等对召唤研究进行回顾，认为在职业生涯领域获得广泛影响的研究是1985年Bellah提出的职业召唤是一种工作价值导向，个体的工作价值观有谋生导向、职业导向和呼唤导向3种导向，三者之间有显著区别。谋生导向的人将工作视为谋生手段，其工作的意义在于获得报酬;职业导向的人将工作视为职业发展的需要，目的是获得晋升、权利和声望，同时接受工作的挑战;呼唤导向的人认为工作是其人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其内在激励和职业成功的源泉。工作不完全为了经济收入和职务提升，更多的是为了实现个人的主观成就。此后，职业召唤的研究者们进一步从工作对个人和社会的意义角度研究职业召唤，关于职业召唤的概念和内涵的研究也越来越深化、细致。Wrz-esniewski等将职业召唤定义为个体为寻求自我实现和对社会的影响而定位的工作方向，认为职业召唤是人与工作的3种关系之一，3种关系分别是任务、职业和召唤。3种关系隐藏着不同的工作价值观和工作动机，人与工作的任务关系仅仅是满足经济需要，工作仅仅是人们生存的手段;职业关系则是会使人们的工作动机更为强烈、愿意投入更多精力在工作中，工作可以带来个人更多成就感;当人与工作的关系是召唤时，工作对人来说是一种使命，此时人与工作的关系已经密不可分，召唤会驱使个人为工作持续付出，而这份工作也被个人认为是对社会和他人有贡献的，因此当人与工作的关系是一种召唤时，工作已经不仅仅是工作了。此外，Hall等认为职业召唤是一种目的感，即一个人打算去做的工作，且该工作被其视为活着的目的;Dik等综合各种关于职业召唤的定义，认为职业召唤是一种超然的呼唤，一种起源于自我超越的体验，其目的是用一种能够展现或获得目的感和意义感的方式来实现一个特殊的生命角色，并以利他导向的价值观和目标作为其主要的动力来源。上述定义都是从工作对个人和社会的意义视角，并以定性研究的方式为职业召唤做出界定，但还缺乏定量的研究。更进一步，学者从工作动机、主观心理知觉角度深入探讨职业召唤，并尝试进行定量测量和研究。最具代表性的是Dobrow等的研究，他们认为对于每个人来说，职业召唤并不是有或者没有的一个非此即彼的状况，每个人的职业召唤水平都是一个介于有与没有之间的连续性心理构念，可以进行定量的测量，测量对象则是个人与特定职业领域之间能够达到一种满足感、成就感以及与个人的生命意义相关联的强度。为此，Dobrow等把职业召唤重新定义为个体对从事某个领域的职业发自肺腑的强烈而富有意义的激情，并认为职业召唤是针对特定职业领域的，并且是由高到低连续性分布的变量。Do-brow等进一步解释职业召唤可以让个体产生一种强烈的激情，并使个体在从事特定领域工作时获得一种沉浸其中的满足感，同时职业召唤是富有意义的，即是有利于个体自身、家人和社会的。这一界定综合了工作对个人和社会的意义，并将这种定性的工作意义描述上升成一种定量的心理知觉，为职业召唤的定量研究奠定基础，同时也更清晰地界定了职业召唤的内涵和主体。因此，召唤这一概念的提出使我们看到人们的职业选择或发展不仅仅在于找一份工作，而是在寻找自己内心的职业召唤，除了经济奖励和职位提升等外部激励外，人们还会追求个人价值和职业对个人的意义感和使命感。

由 Dobrow 和 Tosti-Kharas开发的单维度职业使命感量表（Calling Scale，CS），共12项条目，得分越高代表个体职业使命感越高。量表开发者对四大不同专业的学生（音乐、商学、艺术、管理）进行测试，并提出可替换职业关键词应用于不同职业领域背景下的职业使命感测量。2015年，裴宇晶等将此量表汉译，翻译后的量表为Likert7点量表，让被评估者感受自己的职业召唤程度，1为完全不同意，7为完全同意。现已广泛应用于国内相关研究，被证实适用于中国文化背景下的职业使命感测量，包括临床护士和学生，具有良好信效度。

职业使命感量表（Calling Scale，CS）

1.我对我的工作充满热情。
2.我享受做我的工作胜过其他任何事情。
3.从事我的职业让我有巨大的满足感。
4.为了我的职业，我会不惜一切代价。
5.每当向别人描述我是谁时，我通常首先想到的是我的职业。
6.即使面临重重困难，我仍将坚持选择从事我的职业。
7.我的职业将一直是我生命的一部分。
8.我对我的职业感到有一种使命感。
9.从某种意义上，我内心深处一直装着我的职业。
10.即使没有做这份工作时，我也常考虑要从事它。
11.投身目前的职业让我的生命活得更有意义。
12.从事我的职业能够深深地触动我的内心，给我带来喜悦。

研究在选取调研对象的过程中考虑到知识型员工这一内涵的争议性，并结合大量的已有研究，最后选取被学术界普遍认同的、可以作为知识型员工代表的技术研发人员、管理人员、营销人员、专业人员(如会计、律师)等作为调研对象。本次调研问卷发放和回收时间为2013年12月至2014年2月，调研问卷发放采用集中发放和分散发放两种形式。集中发放问卷的对象为北京某机械仪表公司、吉林长春一汽、南京交通银行和上海一家民营企业，分散调查的知识型员工则分散于不同企业性质和行业，地区主要集中于华北地区的北京、吉林，华东地区的南京、上海、苏州，华南地区的广州、深圳，华中地区的山西太原，西部和西南的四川、云南、陕西等，还包括香港地区的知识型员工。调研共发放问卷1200份，最后共收回1059份调查问卷，剔除数据缺失和无效问卷，最终样本量为981份，有效回收率为92.635%。总体而言，不同类别、不同层次的调研对象的分布相对均匀。
职业召唤 4.657±1.368

参考文献：
裴宇晶,赵曙明.(2015).知识型员工职业召唤、职业承诺与工作态度关系研究.管理科学,28(02),103-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