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真实的心理咨询师

亚隆的《给心理治疗师的礼物》这本书，信息量很大，85个题目，涵盖治疗师和病人的关系、此时此地的处理、治疗师的自我暴露、对存在性话题的处理、不同疗法的效果、梦的使用等多个方面。

今天引用几个，希望我们能做真实的治疗师（心理咨询师）。

九、承认你的错误

著名精神分析师温尼科特(Winnicott)曾经富有洞见地观察到好母亲和坏母亲之间的差 异并不在于犯不犯错误，而在于如何处理所犯的错误。

我曾经接待过一位病人，她因为一个看起来可能很微小的原因离开了前任治疗师。在他 们第三次会谈的时候，她痛哭流涕，去拿纸巾的时候却发现纸巾盒是空的。于是治疗师开始 在办公室里找来找去，也没有找到一条纸巾或者手帕。后治疗师跑到洗手间拿回来一堆卫 生纸。在第四次会谈的时候，她说上次的事情肯定让治疗师感到很难堪，但是他坚决否认了 这一点。她逼得越紧，治疗师越否认，并且反过来问为什么她会一直对他的回答有所怀疑。 后她认为（我也认为如此）他并没有以一种真诚的方式和她交流，并决定以后再也不要信 任他了。

还有一个承认自己错误的例子：一位病人经历了很多亲朋好友的死亡，进入治疗的时候， 她的丈夫也因为脑瘤而濒临死亡，她需要处理又一次的丧失。一次她问我在治疗之后我是否 想起过她。我回答说：“我经常会想到你的处境。”这是一个错误的回答！我的话激怒了她。 “你怎么能够这样说呢？你是理应帮助我的人。你让我和你分享我内心深处为隐秘的感 受。你刚才说的话强化了我的感觉——我没有自我，所有的人都会想到我的处境，而没有人 会想到我。”之后她补充道，不仅仅是她没有自我，而且我也避免把我的真实自我带入治疗 之中。

我在随后的一周一直在想她的这些话，并且认为她说得十分正确。在下一次治疗的开始， 我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并且请她帮助我发现和理解自己的盲点（多年以前，我读到过一篇颇 有天赋的治疗师桑多·费伦克兹(Sanldor Ferencz)写的文章，他提到对一位病人说“也许你 能帮助我发现一些我自己的盲点”。这又是一句深深刻印在我脑海里的话，在我的临床工作 中我经常应用这句话）。

于是我们一起谈论了她极深的痛苦，以及我深层次的愿望——想要找到一些方法，任何 除了躯体接触之外的方法来安慰她。我提出，也许我在近几次治疗中从她身边向后退正是 因为我担心自己想要承诺超过自己所能给予的安慰。我相信在这种背景下，我说出了这个非 个人化的词——“处境”。我告诉她，如果我对自己诚实，直接告诉她我强烈想要安慰她， 却不知道如何着手的话，可能会好得多。

如果你犯了一个错误，承认你的错误。任何试图掩盖的努力总会造成更大的损失。在某 种程度上病人能够感受到你的所作所为并不符合你的真实想法，结果会对治疗造成损害。而 且，公开的承认错误对病人来说也塑造了很好的榜样，同时从另一个方面表明病人对你来说 是有意义的。

二十、把你的感受作为信息

在治疗中我们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关注我们当时的感受，它们是无价的资料。如果在一 次治疗中你感到厌烦、愤怒、迷惑不解、有性唤起、或者感到被你的病人“拒之门外”，你 可以把这些作为重要的信息使用。这就是为什么我如此强调治疗师自己也要进行私人治疗的 原因。如果你对自己有深刻的了解，消除了大部分盲点，并且对于作为病人的体验有一个很 好的了解，那么你就会开始知道厌烦或者迷惑有多大程度从你自身而起，有多少来自病人。 对这一点进行区分十分重要，因为如果是病人引起了你的厌烦，你就可能十分自信地确定在 其他的场合病人也会让他人厌烦。

所以不但不用因为厌烦而感到沮丧，反而应该欢迎厌烦的出现，并且想办法把这种感受 转化成为对治疗有益的东西。什么时候你开始感到厌烦的？病人到底做了些什么让你感到厌 烦，当我感到厌烦的时候，我可能会说：“玛丽(Mary)，让我告诉你一些事情。在过去的 几分钟里，我注意到我一直觉得和你没有建立交流(disconnected)，和你有些距离。我不知 道是什么原因，但是我知道我现在的感觉和治疗刚开始的时候很不一样，那个时候你在描述 你没有从我这里得到你想要得到的东西。现在的感觉和上一次治疗也不一样，上次你更多地 发自真心和我说话。我想要知道，你觉得今天和我的联结在什么水平上？你的感觉和我类似 吗？让我们试着来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

几年前，我曾经给一位成功的商人马丁(Martin)做过治疗。他在计划治疗的那天不得不 出差，就请我把治疗时间安排到那周的另外一天。可是如果我这样做的话，势必给我自己的 工作安排造成很大的不便，所以我告诉马丁我们可能不得不错过这次治疗，从下周开始仍然 在常规的时间见面。但是之后，当我重新回顾这件事的时候，我意识到对其他的病人，我会 毫不犹豫地改变我自己的工作安排。

为什么对马丁我就不能这样做呢？是因为我根本不期望见到他。他身上某种卑劣的东西 简直把我消耗殆尽了。他永远不会停止批判我、我办公室里的家具、没有停车位、我的秘书、 我的收费，而且每次治疗开始的时候他通常会指责我上周犯的错误。马丁给我的这种疲累感 有着重要的意义。他来进行治疗的原因是一系列与女性失败的关系，他觉得这些女人没有一 个给了他足够的东西。没有一个人合理地分摊就餐或者购买杂物的费用，没有一个人给他的 生日礼物和他送给她们的生日礼物等值（要注意的是，他的收入比其前女朋友们的收入要高 好几倍）。当他和女友一起旅游的时候，他坚持每个人把等值的现金存入一个共同的账户里， 旅行所有的费用，包括汽油费、停车费、维修车的费用、小费、甚至买报纸的钱都要从这个 共同的账户内支付。而且，如果女朋友没有和他公平地分担旅行中驾驶、旅程计划或者查询 地图等工作的时候，他也会抱怨个不停。后，马丁的这种不慷慨、他对绝对公平的执着、 他毫无休止的批评使得生活中所有的女友都离开了他。而他对我的所作所为没有半点差别。 这是一个自我实现预言的绝佳例子，马丁十分恐惧不被关心，但是他的所作所为恰恰把其他 人的关心都赶跑了。正因为我意识到了这个过程，我才不会以一种私人化的方式来进行反应， 即不会以批判性的态度进行反应。我意识到这是他一直以来重复的模式，而他在心底是希望 改变的。

二十五、“空白屏幕”？忘掉它吧！真实一些！

“空白屏幕”(Blank screen)的概念是关于治疗师与病人之间完美关系的第一个模型 （现在已经被废除了）。它要求治疗师保持中介、或多或少地隐匿自己，希望病人可以把重 要的移情投射在这个“空白屏幕”上。一旦移情（早期与父母关系在当前的显现）发生在治 疗中，就可以用作分析，治疗师就可以更加准确地重构病人的早期生活。如果治疗师把他作 为一个独特的个体进行展现，病人的投射会更加困难（当时认为是这样）。

但是忘掉“空白屏幕”这个概念吧！对于有效的治疗来说不管在现在还是以后它都不是 一个好模式！使用当前的移情重构过去是一种古老的、已经被抛弃的观点的一部分，过去把 治疗师看作考古学家，耐心地刮掉几十年的“尘埃”，试图理解（同时以一种神秘的方式去 除）初的创伤。更好的模式是把对过去的理解看作是为了理解当前的治疗关系。但是所有 这些考虑都不足以让我们牺牲在治疗中的真诚的人际互动(human encounter)。

弗洛伊德自己是否就遵从了“空白屏幕”的模式呢？经常地，或者是一般来说他没有遵 守。我们阅读他对治疗的叙述（例如在《歇斯底里研究》中对治疗的描述）或者读接受弗洛 伊德的精神分析的人对分析的描述就可以知道了。

想想弗洛伊德在作出了一个特别深刻的解释之后就会给他的病人一个“庆祝的”或者 “胜利的”雪茄。想想在有了一个启发性的洞见之后，他会制止病人冲向其他题目，而是让 他们慢下来，和他一起欣赏这个洞见的“柔光”。精神病学家罗伊·格林科(Roy Grinker) 曾经向我描述过他接受弗洛伊德分析的时候发生的一件事情。弗洛伊德的狗在治疗的时候总 会呆在治疗室里，那天这条狗在治疗中走到门口，于是弗洛伊德站起身来，给狗把门打开。 几分钟后，狗又开始挠门，要求再进来，弗洛伊德站了起来，打开了门，然后对罗伊说：“你 看到了吧，刚才它不能忍受继续听这些阻抗的垃圾。现在它又回来再给你一次机会了。”

在《歇斯底里研究》的案例史中，弗洛伊德以个人身份直接进入了病人的生活。他会向 病人提出有力的建议；为了病人他会干预家庭成员；他尽力参加能够见到病人的社交场合， 以便在其他情境下见到病人；他要求一个病人拜访公墓，在一个死去的孩子的墓前沉思。

早期的“空白屏幕”模式在 20 世纪 50 年代受到了一个没有预料到的来源的强化。当时 卡尔·罗杰斯的非指导性治疗的模型要求治疗师提供少的指导，通常把干预限定在对病人 的后一个词进行回应。随着卡尔·罗杰斯作为治疗师变得更加有经验，他很快完全放弃了 这种毫无卷入的姿态，而采用了一种更为人本的互动方式。但是，直到他去世，对非指导性 取向的各种笑话、模仿和误解一直缠绕着他。

在小组治疗中，非常明显的是：小组治疗师的任务之一是表现出小组成员以后可以作为 模仿对象的行为。在个体治疗中，虽然不那么突出，但也同样如此。心理治疗结果的大量文 献支持了这样一个观点：治疗师的坦白会引起病人的坦白。

我一直为治疗师的真诚性而兴奋不已，我尝试以不同的形式进行自我暴露。也许我这种 兴趣的根源来自小组治疗的体验。在小组治疗中，尤其要求治疗师要真诚。小组治疗师有着 非常复杂的一整套任务，他们必须关注每个小组成员的利益，还需要创造和维持小组这样一 个社会系统，所以，他们必须努力建立常规，尤其是像自我暴露这样的常规，因为它对于成

功的小组体验是必需的。而对于建立行为常规，没有比以自己为模范更为有效的方法了。

我自己对于治疗师自我暴露的试验起源于我对学生观察治疗小组时获得的反应。心理治 疗培训项目很少给予学生机会观察个体心理治疗过程，因为治疗师坚持认为隐私和亲密是个 体治疗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但是几乎所有的小组培训项目都提供了小组观察的机会，观察 或者通过单向玻璃、或者通过事后回放录像带进行。小组治疗师当然必须获得成员对观察的 许可，小组成员通常都会很不情愿地同意被观察。通常，小组成员憎恶观察者，经常报告说 感觉自己像是“豚鼠”。他们置疑治疗师首要忠诚于小组成员还是学生，他们对于观察者（和 小组领导）在组后讨论中谈到的和他们有关的评论也十分好奇。

为了消除这种小组观察带来的弱点，我请小组成员和学生在每次治疗结束之后换房间， 由小组成员观察我和学生一起讨论小组。在下一次的小组会面中，小组成员对于这种观察表 现出了强烈的反应，于是我迅速调整了模式，邀请小组成员进入会议室观察讨论，并且可以 对学生的观察进行回应。很快，小组成员开始给学生反馈，不仅仅是对学生观察的内容，还 会针对学生观察的过程，例如，与治疗小组相比，学生对小组领导过于恭敬、或者过分谨慎、 呆板。

在急性住院病人的病房里，我也采用了相同的模式。我把一次小组会面分割成了三个部 分： （1）1 小时的病人会面； （2）10 分钟的被观察时间（小组领导和观察者坐在内圈重新讨 论小组过程，小组成员坐在外圈观察）； （3）后 10 分钟围成大圈，小组成员对观察者的评 论进行回应。有研究者对小组成员进行询问，结果发现大多数小组成员都认为后 20 分钟 是整个会谈收获大的部分。

在个体真诚性的另一种模式中，我通常会写一个对门诊病人小组会面的十分具体的、印 象性的总结，并在下一次会面之前把这份总结发给每一位小组成员。这个技术源起于 20 世 纪 70 年代，当时我领导着由酒精成瘾的病人组成的小组。在那个时候，所有对酒精成瘾病 人的动力学小组治疗的名声都很不好。大多数治疗酒精成瘾的咨询者决定好由匿名嗜酒者 互诫协会(AA)来进行酗酒者的小组治疗。我决定再试一次，采用一种强化的、此时此地的 模式，并且把重点从酒精成瘾转向引发酗酒冲动的内在人际关系问题（所有的小组成员都被 要求参加 AA 或者其他项目来控制他们的饮酒）。

以此时此地为焦点大大刺激了治疗。会面令人兴奋而且强度很大。但不幸的是，强度太 大了！太多的焦虑被唤醒了，而小组成员正像许多酗酒者一样很难以酗酒之外的方式控制和 忍受焦虑。很快小组成员在会谈之后就渴望喝酒，并且宣称：“如果我再像刚才那次会谈一 样进行一次治疗，我就会在回家的路上跑进一个酒馆里。”

因为看起来这种此时此地的会面打得很准，处理了与每个小组成员相关的丰富素材，我选择 发展某种方式消减治疗带来的威胁感和焦虑。为此我选用了一系列的策略：

首先，在黑板上为每次会谈写一份此时此地的议程，包括类似于下面的条目：

让约翰(John)和玛丽(Mary)继续检查他们之间的差异，但是以一种较少威胁和伤害的 方式对待彼此。

帮助保罗(Paul)得到一些谈论他自己的小组时间。

其次，回放一些有所选择的小组录像片断。

第三，每次会谈结束后，我口述一份小结，不仅仅包括对小组内容的描述，也包括自我 暴露，然后给每位小组成员邮寄一份。我描述了我自己在小组中的体验，包括我的惊讶、对 于我自己的贡献的高兴、对于我所犯错误的懊恼、或者一些我忽略的议题、一些被我忽略的 组员。

在所有的这些方法中，每周小结是目前为止为有效的。自那以后，在每周一次的小组 治疗中，我会常规性地在下一次治疗之前给每个小组成员一份上次治疗的小结（如果有另一 位小组领导，我们会交换承担小组总结的任务）。这个总结具有许多不同的益处，例如，它 能够增强治疗的连续性，使得小组成员回到上次治疗的主题上来，但是我在这里提到它主要 是因为它提供了一种治疗师自我暴露的方式。

“多重治疗”是另一种以自我暴露为基础的教授方式，并且几年来一直被我应用。在 “多重治疗”中，两名指导者和五名学生（精神病学实习医生）对一个病人进行了 6 次访谈。 但是重点不仅仅放在病人身上，我们也关注于检验我们自己的小组过程，包括类似于学生提 问风格、学生彼此之间的关系以及和小组领导的关系、小组中的竞争性和共情性等问题。很 明显，限于当前对于医疗保健的经济限制，多重治疗毫无经济前景。但是，作为一种教学方 式，它展现了治疗师自我暴露的多方面影响：对于病人来说这是一个好的模范，鼓励了病人 的自我暴露；它加速了治疗进程；因为治疗师愿意个人性地进入治疗，这表现了治疗师对治 疗过程的尊重。

回想到我和病人金尼(Ginny)互相交换我们对每次治疗的印象性小结，这种模式对于治 疗师的真诚来说也是一种挑战。病人把我如此理想化，把我放置在如此高的位置上，使得我 们之间根本不可能有真诚的会面。因此，在我的小结中，我故意暴露了我的一些非常人性的 情绪和体验，例如我的挫败感、我的愤怒、我的失眠、我的空虚感。这个练习是在我职业的 早期进行的，它促进了治疗，而且让我在之后的治疗工作中得到了解放。

我对一个关于治疗真诚的大胆试验一直有很浓厚的兴趣，这个试验由费伦克兹(Ferenczi) （1873-1933）进行，他是一位匈牙利的精神分析师，是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小圈子的一员， 并且可能是弗洛伊德在专业上和私人关系上为亲密的知己。弗洛伊德更受类似于应用精神 分析理解文化这样的问题的吸引，他从根本上说对于治疗持悲观的态度，并且很少发展方法 来改进治疗技术。在小圈里的所有精神分析师中，费伦克兹是为不懈努力寻找治疗创新的 分析师。

他的所有创新之中为大胆的一个试验可能就是在《临床日记》中描述的一个 1932 年 进行的激进试验。他把治疗师的自我暴露的边界推进到了进行“相互分析”的地步，其形式 是他和他的一位病人（一位女性心理治疗师，已经接受了一阵子他的精神分析）轮流分析对 方。

后费伦克兹逐渐气馁并且放弃了试验，主要是因为： （1）保密性，因为自由联想要求 他报告所有流动的、可能和其他病人相关的思想；（2）费用，费伦克兹为了费用很是头痛， 到底谁该付给谁费用？

他的病人倒不觉得气馁，她觉得这种设置促进了治疗，费伦克兹之所以不愿意继续进行

是他担心自己不得不承认他爱上了她。费伦克兹的观点恰恰相反。他说：“不是这样的”， 他的真实原因是他不愿意说出他恨她这个事实。

费伦克兹对于自己试图进行自我暴露的消极反应看起来十分武断和过时。在我的小说 《躺在长椅上》中，我试图在当代治疗中重新进行费伦克兹的试验。书中的主角，一个精神 病学家，决定对病人完全真诚，而病人在治疗中口是心非。我的重要意图之一是想要肯定治 疗师的真诚终是救赎性的，即使在坏的情况下（病人是一个诡计多端的伪病人）也是如 此。

五十七、直接说出你的困境

通常当我感到自己被卡住，很难对病人作出反应的时候是因为我被两个甚至更多的考虑 套住了。我相信直接说出遇到的难题永远都不会错。

“泰德，让我打断一下。我觉得今天被两种彼此矛盾的感受卡住了：一方面我知道你和 你老板冲突的过程十分重要，我也知道在我打断你的时候你经常会觉得受伤，但是我有一种 强烈的感觉是你今天在逃避一些重要的问题。”

“玛丽，你说你不相信我对你完全真诚，我太有策略、对你很圆滑。我想你是对的：我 确实有所保留。我经常觉得自己陷入一个困境：一方面我想要更自然地和你在一起，另一个 方面我又觉得你很容易就会受伤，因此我的话对你的影响不合比例地大。我感觉自己必须要 非常非常小心地措辞。”

“皮特，我有一个困境。我知道埃利是你想要和我讨论的话题，我感觉到你有强烈的愿 望要这样做，我不想让你失望。但是另一方面你说你和她之间的关系没什么意义，这个关系 对你来说是完全错误的、永远不会解决问题。听起来我们需要进行到更深的层面，试着讨论 一下是什么造成了你那么有力的迷恋。你对你和埃利的交往细节已经占用了我们近期太多的 时间，我们进行更深层次的探索的时间就很少了。我建议我们限制一下讨论埃利的时间，也 许每次只谈 1 分钟。”

“麦克(Mike)，我不想要回避你的问题。我知道你觉得我回避了你关于我的 私人问题。我不想要回避，并且我保证会重新回到你的问题上来。但是我确实 感到如果我们先来看一看你问这些问题是为了什么，会对我们的工作有很大帮 助。”

后一个例子，苏珊是我的一个病人，在她打算离开她丈夫的时候来找我咨询。在几个 月的有效咨询之后，她的感觉好了一些，和丈夫的关系也有所改善。一次治疗中她描述了 近一次和丈夫的关于性的讨论，并且模仿了我的一句话〔同时也扭曲了它），结果两个人都 捧腹大笑。他们一起嘲笑我使得他们的关系更近了。

我该怎么反应？有不同的可能性。首先，这件事反应了她和丈夫感觉有多么亲近，是长 时间以来，或许有几年以来，他们亲近的一次。为了这个目标，我们一起努力工作了很长 时间，我可以对这个进步表达我的高兴。或者我也可以对她扭曲我的话进行反应。或者我可 以指出她如何处理三角关系，她在处理三角关系上长期以来会感到极端不舒服，包括俄狄普 斯三角（她、她丈夫和他们的儿子）；她和两个朋友；她、她丈夫和我。但是我强烈的感 觉是她欺骗了我，而且我并不喜欢这样。我知道她对我有很多感激和积极的情感，但是为了 加强她和丈夫之间的关系，她选择了缩小化我们之间的关系以便增强她和丈夫之间的关系。 但是这种感觉是否正确呢？我有没有让个人的不快妨碍了从专业角度对来访者好的处理 方式呢？

终，我决定袒露所有的这些感觉和我在决定袒露这些问题时的困境。我的自我暴露使 我们对一些重要问题进行了富有成效的讨论。她很快意识到这个三角是一个其他关系的缩 影，她的朋友肯定有过和我类似的体验。的确她的丈夫感受到我的威胁，她想要通过嘲讽我来安抚他。但是可能借此她无意识地促进了他和我之间的竞争性情感？没有其他方式能够既 安抚他又不损害我和她之间的关系吗？我说出自己的感受使得我们能够一起探索她长期以 来在人际关系上的一种非适应性模式：以贬低一个人来抬高另一个人。

六十三、不要害怕触碰你的病人

我在约翰·霍普金斯(John Hopkins)开始精神科培训的时候，曾经参加过一次精神分析 取向的案例讨论会，会上充分地批评了一个年轻的治疗师所报告的案例。在这个案例中，治 疗师在治疗结束之后帮助他的病人（一位上了年纪的女性）穿上了外套。紧接着在会上进行 了一次漫长的、但是热烈的讨论。一些不那么有批判性的与会人员认为，虽然很明显治疗师 犯了一个错误，但是病人的年龄和当时外面肆虐的暴风雪使得这个错误的严重性降低了一 些。

我从来没有忘记过这次事件，即使是几十年后的今天，另一个与会培训医生（现在和我 是好朋友），仍然会和我一起调侃关于“外套事件”及其所代表的一种非人性化的治疗观点。 需要多年的经验和矫正性的经历才能够消除类似于这种严格培训所造成的损害。

一次矫正性的经历发生在我发展自己领导癌症病人支持小组方法的时候。在我的第一个 小组开始几个月后，一个小组成员建议以另一种方式结束每次治疗。她点起一支蜡烛，请我 们手拉着手，然后带领着小组进行冥想。我之前从来没有和病人拉过手，但是在当时的情况 下我别无选择。我加入了进去，立刻就像所有其他小组成员那样，感觉到这是一种更为激励 的结束小组见面的方法。以后的几年中，每次结束治疗的时候我们都会采用同样的方法。冥 想本身让人沉静下来，恢复力量，但是尤其让我触动的是彼此拉着手。在治疗师和病人之间 的人为界限——所谓生病的和健康的，垂死的和活着的——在我们所有人都感到和其他人加 入到共同的博爱之中后就消失了。

我注意在每次治疗都接触病人，例如握手，拍拍肩膀，治疗结束后陪伴病人走到门口、： 如果一个病人想要和我更长一些时间地握手或者想要拥抱，我只在有一些强制性的原因存在 时才会拒绝，例如担心可能会引起性方面的感觉。但是，不管是何种接触，我在下一次治疗 的时候都会重新提到，也许就是很简单的一句话“玛丽(Mary)，上周我们的治疗是以一种 不大一样的方式结束的，你用双手握住我的手，并且握了很长时间（或者“你要求我们拥 抱”）。看起来你似乎非常强烈地体验到了什么。你还记得吗？”我相信每位治疗师对于躯 体接触都有着自己秘密的界限。例如，许多年前，一位年长的、非常有经验的治疗师告诉我， 许多年来，她的病人在每次治疗结束时都会吻一下她的面颊。

可以进行躯体接触。但是一定要注意，躯体接触应该是为着治疗服务的。

假设一个病人因为癌症扩散或者任何可怕的生活事件而正处于极度绝望中，在治疗中他 要求握着我的手或者拥抱我一下，这时我会毫不犹豫地接受，就像我会毫不犹豫地帮助那位 马上就要面临暴风雪的老妇人穿上外套一样。如果我发现没有任何办法会减轻痛苦，我可能 会询问他希望我那天做什么：静静地沉默？问问题、更积极地引导治疗？把椅子挪得更近一 些？握着他的手？我会尽我大的可能以一种更为关爱的、人本的方式反应。但是之后，我 永远都会再次陈述这个事件：我会谈到我的行为引起了什么样的感受，我也会说出我自己的 感受。如果我担心我的行为可能会被看作具有性的意味，我会直接告诉病人我的担心，并且 明确在治疗关系中可能会有与性相关的感觉，应该直接表达并且讨论这种感受，但是绝对不 会有与性相关的行为见诸行动。

当然，我从来不强求躯体接触。例如，如果一个病人愤怒地离去，拒绝与我握手，我会

尊重这种保持距离的意愿。很多深受困扰的病人有些时候对于躯体接触会有一些强烈的、个 人化的情绪，这时我会直接询问，“今天我们还像过去一样握手吗？或者好我们今天不要 握手？”在以上所有这些情况下，我永远会在下一次治疗的时候讨论这个事件。

这些概论的方面可以作为治疗的指引。在治疗中与躯体接触相关的困难选择并不少见， 但当躯体接触的确存在的时候，对治疗师来说重要的是不要过分囿于法律方面的担心，而能 够像下面的例子那样，敏感地、负责地、创造性地进行治疗工作。

一位我治疗了一年的中年女性因为脑瘤进行的化疗失去了大部分的头发。她充满了对自 己外表的担心，经常会说如果她不带假发，其他人会觉得多么恶心。我问她，她觉得我会做 出什么反应。她觉得我也会改变自己对她的看法，会觉得她让人厌恶，会躲开她。我表示我 无法想像自己会躲开她。

接下来的几周她一直考虑在我的办公室里摘掉假发。一次她宣称到了可以摘掉假发的时 候了，然后要求我向其他地方看，自己深吸一口气之后摘掉了假发，并且用随身带的小镜子 整理了剩下的几缕头发。当我回头来看她的时候，我有一刻——仅仅一刻——被她突然衰老 的外表所震惊了，但是我很快把她与我所认识的那个可爱的人联结在一起，并且想像我自己 的手指捋过她的剩下的头发。当她询问我的感受的时候，我把自己的想像告诉了她。她的眼 睛瞬间充满了泪水，伸手去拿纸巾。我把纸巾盒向她推近了一些，然后问到：“我们能试一 试吗？”她回答说，“那一定很好。”于是我走到她的身边轻轻抚摸她的头发和头皮。虽然 这只持续了一小会儿，但是它在我们彼此的心中都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她终战胜了癌 症，当多年以后因为另一个问题来找我咨询的时候，她谈到我抚摸她的头时就像给她带来一 种精神的显现，是一个具有强大肯定性的行为，极大地改变了她的消极自我形象。

一个类似的表达来自我的一位失去丈夫的病人。她的绝望如此沉重，每一次她来到办公 室的时候都因为过于痛苦而无法说话，我只是握着她的手就给了她深深的安慰。许久以后， 她告诉我这是治疗中的一个转折：它给了她依托，使她感到和我很接近。她说，我的手就像 压舱石一样，阻止了她飘向绝望。

七十四、分享人性黑暗面

现在想来，我对我初在长塌上进行的 700 小时的精神分析还有什么记忆呢？我的精神 分析师奥立夫·史密斯是一个沉默的、耐心的倾听者，我对她为清晰的记忆是有一天我在 审判自己贪婪地期望当父母去世的时候从父母那里继承财产的行为。我非常成功地对自己进 行着批判，可没有预期到的是她突然采取了行动，说了一句话来平息我对自己的起诉：“我 们的人性就是这样。”（That’s just the way we are built.）

重要的并不仅仅是她伸出援手安慰我，虽然我也很高兴她这样做了，也不是她正常化了 我的卑劣冲动，而是“我们”这个词的使用。也就是说她和我一样，她自己也有阴影的一面。

我珍视她的这种赠与，并且很多次把这种赠与传递给了其他人。我尽所有的努力去正常 化病人的黑暗冲动。我像奥立夫·史密斯一样使用“我们”，我指出有些感受或者冲动具有 普遍性，我推荐病人阅读一些合适的材料（例如，对于性的感觉我建议病人阅读金赛、马斯 特和约翰逊，或者海特报告）。

尽可能正常化人性黑暗的一面。治疗师应该对所有我们自己身上黑暗的、不光彩的部分 开放，有些时候把这些和病人共享能够让病人停止为了真实的或者想像中的越界对自己的鞭 笞。

一次，当我称赞一位病人的两个孩子的教养时，她看起来显得很不安，非常沉重地说她 要告诉我一些她从来没有和任何人透露的东西。在她的第一个孩子出世之后，她曾经有一种 强烈的冲动要离开医院，遗弃刚出生的孩子。虽然她想要成为母亲，但是牺牲许多年的自由 仍然让她无法忍受。我说：“告诉我有哪个母亲或者父亲没有这样的感觉。虽然我爱我的孩 子，但是有无数次非常憎恨他们侵入我自己生活中的其他任务或者兴趣。”

著名的英国精神分析学家温尼科特在与病人分享自己的黑暗冲动时有着无比的勇气。我 的一位同事在治疗对自己的孩子怀有愤怒的病人时，总会引用温尼科特的一篇文章，其中列 举了妈妈恨自己婴儿的十八条理由。温尼科特还记录了妈妈对婴儿唱的充满敌意的摇篮曲 （幸亏婴儿听不懂）。例如：摇啊摇，在树上摇，风儿吹动摇篮摇，树枝折断摇篮倒，宝宝 摇篮一起掉。

最后，注意，无论怎么真实，都要以病人求助的问题为焦点，以符合病人的利益为目标。